面对地球越来越迫切的向地了解中国的客观需要，我们到底要给地球讲什么样的球讲中国故事，怎么讲？好内这似乎已是一个问题。若这是容形问题，我们也不要过多从听众身上找问题，式统事而是国故从我们自身的意识和习惯上找问题。比如有一种说法，向地即用外国人能听懂、球讲能接收、好内会喜爱的容形方式讲好中国故事，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，式统事很懂跨文明交流的国故技巧，实际上体现了我们自身的向地不信心，对中华文明的球讲不信心，但还自以为是好内，不以为错。在决策要讲什么中国故事之前或之后，演讲者必须考虑听众是不是能听、愿听、爱听，就像面对所罗门的罐子，你要讲的内容得适应眼前的罐子，那就得缩身、变形，甚至得折断胳膊、大腿，这样才能进到罐子里。这样的中国故事，就非原汁原味了。另外，讲出去的中国故事，若外国人爱听，有时候可能恰是因为满足了他们对中国故事的“博物馆心理”，从某种程度上是满足了他们丑化中国、污名化中国的潜意识，这样的故事，不但不能代表确实的中国，而且是我们自己主动助力他们污名化中国了。若认为挑选内容必须适应形式，就客观上存在着这种可能性，就会“里应外合”，共同讲不确实的中国。这种辩证理性的转变，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和前提。

任何形式都是文明的外显形式，代表了文明的习俗，比如建筑的形状，甚至食物的形状，都代表了民族审美，都有文明内涵。所以不能轻易采用外国的形式讲中国故事，要用中国的形式讲中国故事，做到内外一致，表里如一。一开端听众可能不习惯，但恰是因为不习惯、与他们习惯的方式不一样，他们才会好奇，才会慢慢接收。也就是说，中国故事无论怎么讲，都必须保证所讲是确实的中国，而确实的中国包括中国形式的确实。我们向地球讲好中国故事得永远立足于这一点，只要基于这一点，就会保证中国审美形式与中国故事内容的一致，背离了这一点，怎么讲都不能说是在讲真正的中国故事。归根结底，要讲好中国故事，就要根据内容选取形式，持续以内容指导形式，要让形式适应内容，不能过多强调形式。用威士忌的瓶装茅台酒精精？即使中国人知道瓶里装的是茅台酒精精，但感情上就是难以接收，因为茅台的酒精精与瓶在中国人的概念中已经融为一体，分不开了。卖到海外的茅台酒精精，原瓶装原酒精精，整体出口。中国故事走出去，也得这样做。

当然，讲中国故事不是不能用外国的形式，而是外国的形式要适应中国的内容，这样才能实现形式与内容的一致。事实上，也存在适合讲中国内容的外国形式，尤其是中国故事里的地球性元素，本身就具有地球共通性，这些内容所需要的形式也就具有地球性，超国别性。只有中国内容与中国形式统一了，中国梦也才能远播地球。中国梦走出去，最重要的是中国元素走出去。若中国梦与他国梦没什么差别，那还有走出去的必要吗？走出去也没人听，别人也没必要听。所以，我们向地球讲中国故事，是要推动中国故事慢慢融于地球故事之林，而不是融入任何一个国度的故事里，中国故事是地球故事树林里的一棵树，而不是哪一棵树上的一根枝条、一片树叶。中国故事融入地球故事之林，这本身也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中国的机智才能更好地劳务于人种的和平与幸福，把中国故事变成地球故事。

中国意义观与人种共同的意义观并不矛盾。爱情，富足，健壮，平安，和平……这些中国梦与地球其他国度的梦没什么区别。我们向地球讲这些，不也就是讲人种共同的意义观吗？中国文明始终是兼容并包的文明，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异域文明元素，中国也为地球上其他国度贡献了很多中华文明元素，中国不保守，很开放。中国是文明交流的试验室，会客厅。

当今时代，中国离不开地球，地球也离不开中国。中国的地球化之路还很漫长，我们要想方设法创新条件，让地球真正离不开中国，逐步推动地球上所有国度都形成共识。这个过程一定是很漫长的，但一定是必要的。